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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0年代电视剧_80年代邓小平第一个接见的香港同胞为何是金庸?

金庸 | 2019-01-12 | 阅读:
【www.fmlsw.com--金庸】

核心提示:进入新的历史时期,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正式单独会见的第一位香港同胞是查良镛——金庸。

进入新的历史时期,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正式单独会见的第一位香港同胞是查良镛——金庸。

那是1981年7月18日上午,邓小平以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身份会见香港《明报》社的创办人和社长查良镛。当时,历时十载的《金庸武侠小说全集》(15种36册)修订工作将近完成,金庸宣布从此“挂印封刀”,不再写武侠小说。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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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月的北京,天气已经非常炎热了,要见心仪已久的邓小平,金庸当然十分兴奋。他郑重其事,早早起床,梳洗一番,穿着西装,打好领带,带着妻子林乐怡和一对子女,在全国人大副委员长、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廖承志的陪同下,驱车向天安门方向驶去。

邓小平穿着短袖衬衫,已站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门口迎接。一见到金庸,邓小平立即走上前去握着他的手,满面笑容地说:“欢迎查先生回来看看。我们已经是老朋友了。”继而又热情地说:“你的小说我读过,我这是第三次‘重出江湖’啊!你书中的主角大多是历经磨难才终成大事,这是人生的规律。”

邓小平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自江西返回北京后,就托人从境外买到一套金庸小说。他很喜欢读。金庸的《明报》社评他也是知道的。查良镛满面春风,对邓小平微微躬身行礼,握着邓小平的手说:“我一直对您很仰慕,今天能够见到您,感到荣幸。”一番寒暄之后,金庸将家人一一介绍给邓小平,邓小平连说“欢迎!欢迎!”并问孩子们多大了,叫什么名字,在哪里读书等。两个孩子分别做了回答。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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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工作人员的安排下,邓小平和金庸全家先在迎客松的巨幅画下合影留念,然后两人走进福建厅,坐下会谈。邓小平见他穿着西装,就说:“今年北京天气很热,你除了外衣吧。我是粗人,就这样的衣服见客。咱们不用拘礼。”

一个是饱经忧患、三落三起的中共领导人,一个是20多年来几乎每天执笔写社评,有世界声望的政论家,两人的交谈是坦诚的,用的不是外交辞令和客套,没有什么转弯抹角的地方,有些问题甚至谈得尖锐。

“文革”期间,金庸在《明报》执笔写社评,邓小平被打倒,流放到江西农村,金庸曾在《明报》社评中为邓小平打抱不平,强烈抨击“文革”的种种不合理之处。他反对林彪、江青之流的倒行逆施,成了林彪、“四人帮”眼中香港最大号的“反动文人”。他还在社论中不断地赞扬和支持彭德怀、邓小平他们,赞扬周恩来大力倡导的经济建设“四个现代化”。1976年春天,“四人帮”刮起“反击右倾翻案风”,邓小平再次被逐出政坛,他在社评中不仅表示坚决支持邓小平,而且预言邓小平不久就会东山再起,重返权力舞台中心。这一预测一年后即得到证实。对此,他曾对记者说:“可以说,我的想象就是实际上代表中国多数人民的愿望,既然是众望,大概事情就可以做到。”在金庸看来,邓小平是郭靖般的英雄人物。批邓批得最激烈的时候,金庸就听说,邓小平的反应是“聋子不怕天雷打,死猪不怕滚水淋”。意思是说,任由你们批判,我也不理睬。他还听说,“四人帮”在政治局会议上围攻邓小平,邓小平不动声色,不予置理,使“四人帮”一次又一次气急败坏,一次又一次无可奈何。“邓小平如此刚强不屈,又有着如此丰富的斗争经验和斗争驾驭能力,真令人敬佩!”

20世纪70年代后期,邓小平再次复出后,大力主张搞经济建设。这一主张得到了金庸的全力响应,金庸在《明报》热烈支持邓小平主张的改革开放政策。他认为“邓小平有魄力、有远见,在中国推行改革开放路线,推翻了以前不合理的制度,令人佩服。真正的英雄,并不取决于他打下多少江山,要看他能不能为人民百姓带来幸福”。金庸对中国未来充满必胜信心,多少个夜晚,他激动难眠,有邓小平领航,他相信中国这艘巨轮一定能够驶向辉煌的明天。因此,在中共领导人中,他最想见的就是邓小平。他不无感慨地说,几十年啦,我最想见的就是邓小平。我一直很钦佩他的风骨。这样刚强不屈的性格,真像是我武侠小说中描写的英雄人物。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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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81年的夏天,在阔别大陆数十年后,金庸终于再次踏上了这片魂牵梦萦的土地。昔日离开大陆时,他是热血青年,现在,则是年入花甲,沧桑看云,但赤子情怀依旧。

中共最高领导人会见什么人,什么时候会见,在什么地点会见,当然都是有丰富的含义的。这次会见,就很有历史意义。金庸提出要见邓小平,邓小平也要借与金庸见面机会,向海内外释放信息,最主要的目的是向外界传递中共新的对台工作信息。因为在此前不久的6月27日闭幕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上,通过了《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》,党的中心工作已经调整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了。用和平的方式统一祖国,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议题了。

邓小平抽着烟,笑着对金庸说,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之后,还有三件大事:一是要在国际上继续反对霸权主义、维护世界和平;二是实现台湾回归祖国,完成祖国统一大业;三是搞好经济建设,这是最重要的事情。

三件大事中,邓小平着重向金庸讲的是台湾问题。为什么要通过金庸来讲台湾问题?邓小平觉得他是两岸的一个极好的传话人、沟通者,因为他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底和华人世界的号召力,台湾方面对他有好感;又由于他多年来与林彪、“四人帮”的笔斗,使他在海外有了忠厚正直的好名,他对台湾方面能够传递有效信息。在1973年春,金庸应国民党之邀去了台湾,尽管病重的蒋介石没有会见他,但他还是与蒋经国作了深谈。蒋经国也是“金庸迷”,但他与金庸所谈的,并非武侠小说,而是时政国事。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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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时的国民党当局,也在考虑两岸的走向问题。以蒋介石为首的在台湾的国民党人是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,他们没有响应国际上的“两个中国”、“一中一台”的图谋,也就是因为这点,金庸对以蒋介石为首的在台湾的国民党保持了一定的好感。应蒋经国的安排,金庸走访了金门“前线”。在金门,他看到地底的坑道纵横全岛,大卡车和坦克车通行无阻,一片肃杀之气,地上、地下,到处都是炮位和机关枪阵地。兄弟阋于墙,相煎何太急,他小说中的人物,都是爱国反分裂的民族英雄,他感到悲戚。面对海峡对岸大陆雄伟的海岸线,他发自肺腑地说:“我这一生如能亲眼见一个统一的中国政府出现,实在是毕生最大的愿望。”

他在台湾表达了“我有生之年最大的幸福就是看到祖国统一”的愿望。他发出的爱国之音,当然得到了回应。邓小平恢复工作后,中共向他发出信息:邀请他回大陆访问。他提出一个要求:想见邓小平。报告很快送到邓小平那里。邓小平看到报告后,在报告上写下批示:愿意见见查先生。

金庸的家乡是浙江嘉兴市。他爱家乡的举动是颇有名的。他向家乡中小学赠款,向浙江大学捐赠100万港币设立金庸奖学金,1994年至1995年间出资分别在家乡嘉兴兴建金庸图书馆,在西湖风景区营造具有民族风格的“云松书舍”,并将它赠送给杭州市人民政府,还出资在家乡建造一家化工厂,在很短的时间内,这家化工厂成为全国性的大化工集团,另外还投资家乡合资兴办“中华热电开发有限公司”……所有这些,家乡人都铭记在心。
 

 

人们可以经常看到金庸在祖国奔波的身影,他出任浙江大学文学院院长,他上华山论剑,为宏扬中国传统文化尽心竭力,这是因为,邓小平与他的会见对他影响太大了,他自己曾经说,“访问大陆回来,我心里很乐观,对大陆乐观,对台湾乐观,对香港乐观,也就是对整个中国乐观!”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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